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国企改革，导致几千万工人失业，其中有一个让几千万下岗工人最不认可的说法：国企的工人偷奸耍滑不好好工作！ 现在很多 95 后、00 后的朋友，可能对 “下岗” 这个词没啥概念了。但在二十多年前，这俩字儿的分量，能压得一个家庭喘不过气。 那时候，一股叫 “国企改革” 的大潮正席卷全国。目标很明确：提高效率，甩掉包袱，让那些常年亏损、靠国家输血过日子的老国企活过来。 1998 年的一个雪夜，哈尔滨轴承厂的老钳工王建国，把最后一把游标卡尺擦得锃亮，放进工具箱。 车间里的天车早已停摆，只有他的工作台还亮着一盏孤灯。明天，厂里就要贴出第三批下岗名单，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大概率在上面。 这个 1975 年进厂的老工人，手里攥着 17 本 “先进生产者” 奖状，其中 1983 年那本，是因为他用手工研磨出的轴承精度，打破了日本进口设备的垄断纪录。 这样的工人，怎么会 “偷奸耍滑”？1980 年代，王建国所在的车间实行 “计件工资”，他的工作量常年是定额的 150%。 徒弟们说他 “跟机器较劲”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饭盒里的馒头冻成硬块也顾不上吃。 那时厂里的口号是 “厂兴我荣”，工人把厂徽别在胸前，走在街上都带着自豪感 —— 他们生产的轴承，装在东方红拖拉机上，跑遍了全国的农田。 但到了 1990 年代，风向变了。民营轴承厂用数控机床生产，成本比国企低三成，王建国他们用了三十年的老机床，连精度都快跟不上图纸要求。 厂里的供销科长把原材料采购价报高了 15%，回扣揣进自己腰包，这些事工人看在眼里，却没人能管。 厂长在大会上骂 “工人干活没干劲”，却绝口不提仓库里积压的、因质量不过关被退回的产品，大多是因为管理混乱导致的。 1997 年，全国下岗工人突破 1200 万。沈阳鼓风机厂的李淑兰，当年是厂里的 “三八红旗手”，她所在的班组曾创下连续三年无废品的纪录。 下岗后，她在菜市场卖菜，有人认出她：“李师傅，你当年不是挺能干吗？怎么卖菜了？” 她总是低下头，不敢说自己为了给儿子凑学费，每天凌晨三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。 也是这一年，杨成武将军在一次座谈会上拍了桌子。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，看着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报告里写着 “部分职工劳动态度消极”。 忍不住动了怒：“我在晋察冀边区见过工人，饿着肚子也要把子弹造出来！鞍钢的老工人，为了炼出第一炉特种钢，跳进钢水里搅拌！他们是国家的功臣，不是包袱！” 他的话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许多下岗工人读着报纸掉了泪。 王建国的父亲，1956 年就在轴承厂当锻工，手上的伤疤像地图。 老人总说：“我们那时候，厂房是自己盖的，机器是从废墟里捡来的，图纸是工人趴在地上画的。” 1959 年，为了赶制支援抗美援朝的轴承，全厂工人三个月没回家，王建国的母亲就是在车间里生下的他。这些事，那些说 “工人偷懒” 的人，大概从没听说过。 2002 年，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超过 2800 万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放下了几十年的手艺，去开摩的、摆地摊、做家政。 王建国后来在小区里修自行车，有人送来一辆锈迹斑斑的二八大杠，他一眼认出是厂里 1980 年发的福利车，当年还是他亲手组装的。 修好后，车主给他五十块钱，他摆摆手：“老伙计了，不要钱。” 如今，王建国的儿子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当工程师，用的 CAD 软件，比当年厂里的手绘图纸先进百倍。 但儿子总说：“我爸教我的，测量时多量三次，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” 那些指责工人 “偷奸耍滑” 的说法，早已被历史证伪。国企改革的阵痛，是时代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，而几千万工人用自己的牺牲，为中国经济的起飞铺了路。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凭着手艺和良心，为国家干了一辈子。